预算问题的调查就属此例。

【16】 布莱克斯通紧接着用很大篇幅讨论了议员资格及其选举、议会内部的议事规则等问题。汤姆金斯则认为强化议会对政府的控制程序和机制才是英国宪法的特色与优势所在，也是共和主义的原则性要求。

何谓布莱克斯通作品的要害部位呢？边沁自然不可能从正文四卷中选择，而是从最具理论色彩的导论中进行选择。在该章关于议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力的讨论中，布莱克斯通援引了柯克的有关论述来证成议会至上【13】，可是柯克不是在博纳姆医生案中以普通法的理性反对过议会法律吗？这里需要进行适当的澄清：（1）柯克在此处的论述是将议会作为高等法院而非立法权主体对待的，柯克的目标是司法至上。规定立法机关的形式及其选举模式的规则。从此，政治宪法开始逐步取代议会主权而成为指涉、涵盖并辩护英国宪法中相关政治内容的核心学术概念。在该书中，詹宁斯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白芝浩，正面面对英国宪法的政治因素或惯例。

【24】对英国议会及宪法更加激烈的批评来自潘恩，参见[美]潘恩著：《人的权利》，田飞龙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主张司法至上的柯克传统并非英国宪法学的唯一传统，近代以来的英国数代法学家一直致力于一种议会主权学术与制度传统的经验描述与规范论证。还可参见陈丹：《论税收正义——基于宪法学角度的省察》，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三）国家征税行为必须符合必要性原则 如果存在比所实施的征税行为对基本权利限制强度更小且同样能够实现目标的手段，那么国家的征税行为就不具备必要性。在此，财政性税收通常不存在什么问题，必然有助于实现目标。如果说税收法定原则体现为对代议机关决定的尊重，即对多数人意愿的尊重，那么私有财产权则能够顾及每一个体的利益，具备构成国家征税界限的可能性。法律本身是否合宪涉及国家征税权的实质界限，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四、针对不同类别税收的宪法正当性分析 人不仅是独立的个体，同时也是整个社会中的成员，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必然会产生冲突，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平衡社会上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如果纳税人拥有某一具有收益能力的财产且完全可以指望其针对该财产从事经营活动，而其却放弃从事相关活动，那么国家对其提供给付当然不具备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针对该财产征税不受宪法限制，毕竟私有财产权还保障了财产所有者不利用其财产从事营利活动的自由。

由于国家给付通常具有救助性质，在很多情况下是满足那些不具备劳动能力和条件的公民的基本生活所需，因此原则上不得对这类收入征税，更何况国家在提供给付后再对其征税本质上是一种浪费。而在遗产税问题上，亦如本文的分析，不应仅从缩小贫富差距等宏观角度进行审查，还应考虑到我国宪法第13条第2款和第49条第1款对继承权以及家庭的保护。反过来也可以说，若公民可以且可能普遍享有给付请求权，那么宪法则没有必要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2] 国家征税行为涉及每一个纳税人的私有财产权。

但笔者认为至少遗产税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强度还是很大的，至于赠与税也不可一概而论。近些年，随着我国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以房产税、遗产税为代表的关于税收问题的各种讨论可谓沸沸扬扬。除了税率等因素，还必须考虑征税对象本身的特征和情况。我国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其中的法律必须是合宪之法。

因此，国家不仅需要在每一次接受新任务时对其必要性进行审查，还需要经常审查那些之前已经通过立法确立的任务是否在当前仍然具有必要性。这等于要求每一项国家任务都必须与最重税负之间成比例。

[38] Vgl. BVerfGE 93, 121 (142); Hans-Jürgen Papier, Steuern und Abgaben, KritV 1987, S. 148, Fn. 35; Peter Selmer, Finanzordnung und Grundgesetz, A?R 1976, S. 437f. 陈征，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若不考虑少量目的税，原则上特定税种的税收并不与具体国家任务挂钩，全部税收统一用于完成全部国家任务（见下文）。

征税对象越难获得，征税对纳税人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强度越大。[36] 当然无法否认，审查纳税人的全部税负并非易事，因为宪法审查的对象通常只是某一具体法律规范，而不是一系列法律规范共同作用的整体效果。[14] 参见前引11，吕忠梅、陈虹书，第508页。注释: [1] Vgl. Bodo Pieroth/Bernhard Schlink, Staatsrecht II - Grundrechte, 25 Auflage, Heidelberg 2009, Rn. 73ff. [2] 陈征：《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宪法界限——以私营企业家的基本权利为视角》，《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23] 由于私有财产权的目的主要是从物质上保证个人尊严和自由的实现，因此其作用与基本权利的国家给付义务功能类似。与此相反，针对奢侈品流转额征税的空间就要宽松很多。

至于所得税是否属于财政性税收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征收所得税本身的主要目的不是再分配，而是获得财政收入，发挥再分配作用的主要是所得税的累进税制，[16] 因此下文将所得税归入财政性税收进行讨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若全部社会个体都能够在市场中获得实现自由的必要物质基础，那么基本权利的国家给付义务功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因为国家给付只有在私有财产权无法满足财产所有者实现基本权利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

如果不考虑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一体性不可能存在于同一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中。由于私有财产权保障财产之私益，因此征税对象与纳税人的关系越紧密，越多用于确保纳税人的经济独立和个性与自由的施展，征税对纳税人私有财产权的限制强度就越大。

效率原则要求投入与产出比例的最小化，由于在进行必要性审查时，目标即产出已经确定，因此效率原则主要要求尽可能减少投入检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重大宪法事件都与财政-货币问题纠结在一起。

但是，国家的积极干预应该以有效供给公共产品与服务、充分保障纳税人宪法基本权利为核心目的，而不能借公益之名翻越权利的藩篱，藉由权力越界而行利己之实。唯有在历经无数次的试错与纠错之后，才可能描绘出逐渐清晰的轮廓与蓝图。其实，藉由一部合理的货币宪法限制民主政府货币发行权的理念至少可追溯到1800年，而且该理念深受众学者的青睐。[32] [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平新乔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97页。

可以发现，如果仅从经济金融角度考虑导致通货膨胀的关键性因素，通货膨胀是在货币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超过产量的增加的时候发生的，每单位产量的货币数量增加的越快，通货膨胀率越高。因此，在政治国家中，作为被治者的公民和作为统治者的国家都是理性自利的，公民希望获得质优价廉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国家则力图通过制度的设计、选择与安排实现统治利益的最大化。

当统治者们不假思索地将这一学者理性华丽上升为实现经济繁荣的治国之策时，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与政府职能定位被彻底颠覆，政府已不再满足于宪法秩序所赋予其的守夜人角色，而是试图成为掌管一切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的全职保姆，消极立宪主义对政府专断性权力的恐惧和警惕悄然成为侵害纳税人基本权利的严酷现实。[24]换句话说，国家通过公债发行能够扩展政府公共投资以刺激经济保障就业，也不存在类似增税带来的政治压力，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政府借了钱，为了减少为偿债而纳税的人的负担，政府就有激励推迟还款，甚至不履行其义务。

藉由货币宪法规制货币发行权是一种符合政治理性的制度化建构，体现着一个国家货币政策选择与货币制度安排中的宪法价值取向，凝聚着一系列体系化的宪法性原则和规则，其实质是通过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宪法规则将货币当局塑造成守规的代理人,以有效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促进与改善公共服务。[14]但是，卡米洛特之梦总是转瞬即逝，具有时滞性的通胀恶果终将降临人间。

这场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迅速升级深化成为一场弥漫全球的主权风险危机，其直接原因是欧盟国家没有完全遵守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成员国每年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得超过60%。同时，这种货币体制造成了货币发行难以或者根本无法摆脱政治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了政治化的货币发行。而不少国家的宪法文本则根本就没有涉及货币与货币权力的问题。从欧债危机到美国国债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在全球传递过程中产生了持续放大的蝴蝶效应，致使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面临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局动荡、政府预算赤字和债务负担急遽扩增等一系列严峻挑战，甚至陷入了政府停摆、国家破产的尴尬窘境。

吊诡的是，职业政治家或者官僚虽然清楚通货膨胀会对社会和民众造成巨大现实危害，但是他们依然青睐于持续性的通货膨胀。2011年11月6日为了避免出现金融灾难并重新赢得欧洲其他国家的信任，希腊执政党领袖、总理帕潘德里欧同意下台。

其次，适当程度的通货膨胀可以成功地将因高支出、高福利、高赤字导致的可支配收入削减所产生的政治压力巧妙地由政府转嫁到私人企业，从而成功地削弱纳税人的抵抗心理。政府通过垄断货币发行权，可以随时以增发货币这种接近于零成本的方式来实现弥补赤字与偿还债务的目的，可以在不增加公民税痛的同时为其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进而满足其巩固统治与强化集权的政治需求。

[6]政府对通货膨胀存在固有的偏爱，如果在政府执政期间面临不利的境况，这种偏爱就会愈加强烈，尽管有些不利情形的出现是政府自身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但是，国家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措施干预经济的良苦用心根本无法化解或杜绝主权债务危机，其结果往往是导致庞大的财政赤字、严重的通货膨胀、银行利率的不断变动与国际收支的极不稳定等等，[9]甚至造成财政危机愈加弥重、政府统治濒临破产的膏肓之境。